再見,“條子生”

稿件來源：吉印通 每日電訊 草地周刊

本報記者袁汝婷

“沒有過渡期,不留任何空間,沒有任何僥幸和可能!”長沙麓山國際實驗學校校長鄧智剛清晰記得,去年那場新聞發布會上,市領導硬邦邦一句話,像一記重錘砸在地上。

201* 年2月2* 日,長沙市年度招生入學工作新聞發布會召開。鄧智剛印象深刻,是因為這場發布會與往年例行的大不一樣——

會議地點從市教育局搬到了市人民會堂；發布會主持人從教育局處室負責人變成了市委宣傳部副部長,副市長出席講話；除了往年參會的區縣教育局和各學校,市公安局、人社局、房產局、拆遷辦全來了。

長沙市《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小學招生入學工作的意見》《關于進一步做好義務教育招生入學工作的實施辦法》在這一天同時發布。以市委市政府名義下發的《意見》,是全國首個規范招生入學的地市級文件。

《意見》《實施辦法》等一整套政策體系,被各大媒體解讀為“史上最嚴招生令”,在報紙網絡、大街小巷迅速傳開。

“為了這一天,我們已經準備了好幾年。”長沙市教育局局長盧鴻鳴說。

醞釀:* 2份修改稿,一字之差就是千差萬別

周小青的辦公室里,存著一摞摞招生文件起草底稿。作為長沙市教育局基教處副處長,他是“最嚴招生令”的主要起草人之一。

經過了一百余次的調研會、討論會,這份文件一共修改了* 2稿。周小青的電腦里,每一次改動都有清晰的留檔。

有時,后一稿和前一稿之間,改動只有一兩個字,背后所牽連的含義卻千差萬別。用他的話說,是“字字斟酌,句句推敲,不敢有一字怠慢。”

這座城市有* 7萬個義務教育階段的孩子。每一句政策背后都是他們的受教育權,而對數十萬個家庭來說,這幾乎就是“頭等大事”。

“頭等大事”里,最核心的是公辦不擇校、相對就近入學、免試入學,在反復修改多次的文件里,這是一以貫之的堅持。

討論較多的,是以戶籍和家庭住房情況為依據的生源排序原則。有戶有房排第一,無戶無房排最末,中間地帶卻有了爭議——在政策導向上,究竟是戶口管用,還是房子管用?

最初,文件起草小組把有房無戶排在了第二位。討論中有人質疑:“那些祖祖輩輩都生活在這里,卻買不起房的"老長沙們",該怎么辦?他們不應該排在外來投資買房者之前嗎?”

那么,是不是該把有戶無房排在第二位?卻又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見:“有戶無房,也可能是剛把戶口遷來長沙、還沒來得及買房的人。與這樣剛落腳的群體相比,已經在長沙置業安家的人,很有可能對城市的貢獻更大。”

分歧由此產生。周小青說,文件起草團隊“左表述右表述,都覺得不夠準確。”歷時許久,大伙兒終于討論出一個排序原則:

將有戶無房分為I類、II類。I類,主要是指適齡兒童(少年)本人、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戶籍一直屬于長沙城區,或因組織或人事部門批準工作調動、部隊轉業、人才引進等原因戶籍遷入長沙,在長沙工作但無房產；II類指適齡兒童(少年)本人、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戶籍遷入長沙城區,就業但無房產。

簡而言之,通常意義上買不起房的“老長沙”,排在有房無戶之前；剛遷入戶口、尚未買房的“新長沙”,排在有房無戶之后。

生源排序映射著政策導向——既要保障貧困的“原住民”基本權益,又須尊重外來置業者對城市的貢獻。在看似切分、又似折衷的排序原則背后,是對不同群體的兼顧與關照。

“不能以權、錢、分擇校,更不能以房擇校。”作為文件起草團隊的牽頭人,分管基礎教育的副局長繆雅琴說,因為對熱炒學區房保持著警惕,政策設計者們盡可能考慮了所有“鉆空子”的情況并給予封堵——

一套學區房轉手炒幾次?“二手房業主(含繼承、贈與的業主)子女入學,自前業主享受學區指標之日起滿* 年后方能再次享受入學指標”；

幾個人合買了一套學區房?“持共有房屋產權證的業主,一個業主子女享受入學指標后,另一個業主子女須滿* 年后才能再次享受該套房的入學指標”……

在周小青看來,為了實現公平,政策設計“有時不得不站在人心最壞的角度”。

另一方面,靈活度和人性化也應體現。例如,在最初的設計稿中,入學年齡滿六周歲的截止日期是* 月* 1日。文件起草團隊討論:盡管中心城區學位緊張,但農村不少地方有學位富余,政策是否可以保留一定的彈性空間?最后的定稿中,入學年齡截止日期前,加上了“原則上”* 個字,并補充了一句“區縣(市)教育行政部門可根據當地學位情況適當延遲。”

“不僅要有改革的力度,還要有溫度。”盧鴻鳴介紹,在微機派位中,長沙特意為雙胞胎、多胞胎設計了捆綁派位政策。201* 年,有1* * 對雙胞胎、* 對三胞胎參與并被捆綁派到一所學校。

新聞發布會前一晚,歷經* 2稿的“最嚴招生令”終于交付印廠。傍晚,周小青再次仔細檢查近* 000字的定稿,突然發現一處錯誤:在隨遷子女入學要求材料里,養老保險證明的“保險”二字掉了,“保險證成了養老證,這可是大失誤!來回看了這么多遍,也不知是哪遍看花了眼。”周小青隨即打電話到文件處,又輾轉聯系印廠,在發布會前幾個小時,重新印刷。

面對著“牽一發而動全身”的薄薄幾張紙,整個團隊仍擔心百密一疏,最終決定發布會只發紙質版,不發電子版,“萬一有什么問題,發出去多少份,還可回收。”

那個夜晚,忙完籌備工作,許多人久未入眠。

觀望:“頂層設計”真的能管用嗎?

201* 年底,長沙市委提出建設“四更”長沙,其中就有“民生更爽”。教育,作為最大的民生議題之一,成為市委市政府的關注重點。

由此,全國首份以市委市政府名義下發的中小學招生政策改革文件誕生。

在盧鴻鳴看來,這意味著招生改革有了“頂層設計”,對教育公平與資源均衡的追求,不僅是教育部門的堅持,更是市委市政府的意志與決心。

說得更明白些,被列為市里“一把手工程”的改革方案,讓教育部門不用“單打獨斗”,而是全市上下凝成一條心。

盡管如此,不少人仍心存疑慮。

在提前一年多開始的前期調研中,盧鴻鳴帶隊走訪了所有城區。在某區,有人問道:“市委市政府發話了,可我們區是省里主要部門所在地,省里的單位來了"條子",我們接不接?怎么頂住?”

一場場調研、吹風會上,類似的問題不斷以直接或委婉的方式表達出來。而在私下交流時,更有猶疑:“往年喊得"震天響"還是小動作不斷,有用嗎?”“政策倒好,到底能不能干成?”“看看最后怎么收場吧!”“我們也很被動啊。不能擇優了,品牌學校會不會滑坡?”

與自上而下的堅決亮劍形成對比的,是自下而上的觀望與猶疑。

切實的困難的確存在。博才小學校長龍勝就深切體會到了陣痛。這所湖南省內赫赫有名的寄宿制學校,歷年來面向全市招生。在“最嚴招生令”實施的幾個月前,龍勝接到通知,從下一個學年開始,博才小學要變成服務周邊、招走讀生的學校。

“第一反應是懵的。我們的寄宿生已經爆棚了,哪還有別的學位招走讀生?”龍勝的腦子里,兩個問題不斷閃現:去哪找教室?校園管理怎么調整?

可上級部門態度堅決:改革進度必須跟上。

龍勝帶著校領導班子,把幾乎所有功能房、教師午休房都騰出來,迅速改建教室；管理會一場接一場,研究出了“所有班子成員站在校門口"看大門兒"保安全”的“笨招數”；招生季,全天不停接電話向有寄宿需求的家長解釋安撫；還要打消在校生家長的質疑:“一年級的孩子走讀,校門就要天天開,那我家的寄宿生安全嗎?”

學校幾乎是攻城拔寨一般解決了一個個問題。盡管如此,龍勝心里還是在打鼓:究竟能辦到嗎?

同樣心里打鼓的,還有“名牌初中”的校長鄧智剛——沒了招生權,只有“接生權”,擇優變接收,生源質量翻天覆地變化。老師們適不適應?教學效果會不會滑坡?“牌子”還保得住嗎?“會有一個困難時期要渡過。心里肯定會有抵觸和落差,對優質學校來說是被動接受,心里半情愿半不情愿吧。”另一位校長坦言。

“這些壓力,都是我們需要看到的,也都在我們意料之中。”讓盧鴻鳴稍有意外的,卻是一封來自家長的信——“為了讓孩子考一個優質初中,我們從一年級就開始學奧數。現在,變成了"靠運氣"的派位制,對我的孩子公平嗎?我們六年的辛苦是不是白費了?”這封信最后,家長甚至寫道:“如果你們真能做到一視同仁,我也就認了。但凡我發現有一個"關系戶",我就要磕到底。”

不同的聲音從四面八方涌來。暗流涌動中,負責政策公開宣傳與解讀的宣統處副處長黃軍山,心里也有些忐忑。他決定向局長要一顆定心丸:“真的搞得成嗎?咱們話該說到什么份上?”

“當然要搞成!這回,不是切一刀,是一刀切。”盧鴻鳴答得干脆。于是,各項宣傳、解讀迅速鋪開,逐漸深入人心。

多數時候,沒有“萬事俱備,只欠東風”的改革。所有走向公平的路,都需要一個起點。

歷經多年醞釀與儲備,長沙站在了這個起點上。

落地:動真格的改革,首先就是革自己

201* 年秋季學期,長沙超1* 萬義務教育階段兒童面臨幼升小、小升初。“最嚴招生令”落地執行。

張秋艷和丈夫都是外來務工人員,在長沙六中擔任保安。她的工作地點與大同二小很近,后者是老百姓心目中湖南最頂尖的小學之一。“這個學校,我們想都不敢想”,就在張秋艷打算把孩子送回老家時,“最嚴招生令”發布了。將信將疑地,她帶著女兒參加了登記面試,不久之后,就收到了大同二小的入學通知。

往年招生季,盧鴻鳴的辦公室換了又換,“六七八九樓都換遍了,超過一周就被人發現。校長們也好幾個月不敢開手機。”有校長說,往年實在頂不住“條子”,學校不少都是計劃外生源。

去年* 月,招生啟動前夕,黃軍山帶領教育局宣傳團隊,做了一期別出心裁的*公號《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:長沙最嚴招生政策版》。一經推出,迅速刷屏。

“我們都覺得說到心底了,立馬轉到朋友圈,其實就是暗示身邊人:親戚朋友,別找我拜托孩子讀書的事兒,我真辦不了。”大同三小校長李仕燕說,不少校長都和她一樣,招生季終于敢開機了。

當然,新的困難也伴隨而生。

校長李青(化名)就被一臺設備給難住了。李青的學校是一所優質小學,不久前,學校進行校園建設,需要配備一些設備,相關部門主動提出幫學校解決一些實際困難。

隨后,“最嚴招生令”出臺,前面那些主動提出幫忙的單位,卻遲遲沒了消息。

李青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兒:過去,學校每年都可以幫這些單位解決不少孩子的入學問題,學校給“條子”開了綠燈,因此,對方也大力支持。如今,“最嚴招生令”把“條子生”這扇門關上了,對方自然也關上了“方便之門”。

這樣的情況并非個例。繆雅琴記得,“最嚴招生令”下發不久,另一位校長愁眉苦臉地問他,學校正在搞建設、做裝修,“好多事情都要批"條子",現在人家的"條子"我們收不了,我們的"條子"也批不到了,怎么辦?”

“學校不是獨立于社會存在的單元,工作的開展需要各個部門的支持,壓力挺大的。”不少校長反映,小到街道派出所、大到省、市一些部門,面對學校的種種需求,“原來幾天可以辦好的事情,現在一個月、一個學期還辦不下來。”

事實上,校長們的苦惱,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同樣在經歷。在一場內部會議上,盧鴻鳴問起局里相關處室某項工作為何推進緩慢?處長坦言,如今到某單位去辦事,待遇大不相同,對方號稱“完全公對公”。

完全公對公,是一個微妙的說法。“很多事情,其實處理流程都有一定的空間。可以急辦,也可以緩辦。過去能急辦的,如今都緩辦了。”這位處長說。

學位,并不僅意味著孩子讀書的機會。對管理者而言,它無疑是一種資源,背后捆綁著方方面面的關系,在多年經營中,漸漸有了資源互換的默契。

“最嚴招生令”的實施,是教育部門和學校讓出一部分支配資源的權力,在互換的閉合圈里,主動撕開了一個口子——學校及教育部門,將學位與特權解綁,隨之而來的陣痛迅速顯現。

“這場改革,是一場切切實實的自我革命。”麓山外國語學校校長張輝感嘆。

在盧鴻鳴眼里,過去依靠“條子生”維系的關系網,并不是健康的教育生態,壯士斷腕般的陣痛,必須迎頭直面。

“動真格的改革,首先就是革自己。”他反復鼓勵和他一樣的執行者們,壓力都是暫時的,爬坡過坎須頂住。“開了一個人的門,門就會關不上。不開門,慢慢地大家都會理解。”

這樣的決心,仿佛給政策設計者們打了一劑強心針。

“我們把政策制定得再完美,執行層面泄了勁,都是白搭。規則面前,只要放進一個,整個堤壩都可能崩潰。”繆雅琴說。

201* 年,長沙市初中微機派位后,公辦學校沒有一個學生出現學籍異動。招生期間,盧鴻鳴沒有換過辦公室,校長們也不用再關手機了。

支點:用一項看得見的改革,撬動整個大教育的發展

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,要辦好公平優質教育,發展人民滿意的教育。

在盧鴻鳴看來,長沙市委市政府推行“最嚴招生令”旨在于此。它遠不僅是“零擇校”這樣簡單,“一攬子”改革措施的設計,是為回答義務教育的兩大終極議題——公平與均衡。

“長沙想做的,是用老百姓切實看得見的一項改革,來解決公平問題,并倒逼教育均衡加快進程。”對市委市政府的決策,盧鴻鳴心里有清晰的認識,他說,“最嚴招生令”是一個支點,能撬動整個大教育的發展。

周小青、黃軍山等參與政策設計、解讀的人,則反復強調“最嚴招生令”并不僅是許多人理解的“攔住條子生”,而是一整套改革方案。

事實上,長沙市教育局先后制定了中招中考、微機派位、配套入學、特長生招生等系列配套政策共計11個文件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,與“最嚴招生令”發布同一時間,長沙市人民政府印發了《長沙市優化教育資源配置全面提高教育質量的實施意見(201* -2020年)》。湖南省委常委、長沙市委書記易煉紅在教育局調研時,更提出了“校校成優校,師師成良師,生生都成材”的要求。

以“最嚴招生令”作為抓手,一場對教育公平與均衡的追逐,拉動全城。

在劃片入學的政策指導下,不少過去面臨結構性短缺的地區,迅速完成了教育資源的更迭積累——

李仕燕帶領的大同三小是長沙市芙蓉區最偏遠的小學。201* 年,時任大同小學黨支書的李仕燕被芙蓉區教育局派到這兒當校長,還帶來了“大同系”的* 位老師,引入了有口皆碑的大同管理模式。同時,區里斥資改建了校園。

在李仕燕看來,這是為“最嚴招生令”的落地進行儲備,也切實給周邊老百姓帶來了好處。“當初只有* 個班,老百姓都不愿意來。后來,軟硬件好了,周邊住戶越來越多回流,* 個班一下子變成了2* 個班,1200多個孩子,超過一半都是務工子弟。”

201* 年* 月,學校許多家長反映:“芙蓉區東片區沒有初中,如果按學區派位,我們的孩子怎么辦?”很快,長郡芙蓉實驗中學建了起來,并由湖南“四大名校”之一的長郡中學托管。

“這個政策的意義之一,是倒逼政府更快地回應老百姓的教育需求。所謂促進均衡,換句話說,就是把好學校建在家門口。”李仕燕說。

僅201* 年,長沙新增長郡芙蓉實驗中學、長郡濱江中學、雅境中學等學校,增加初中優質學位* * 00個。此外,還啟動實施了* 0* 所標準化學校建設。

“我們不錦上添花,要雪中送炭。”盧鴻鳴心里有更大的目標:要通過對薄弱學校的幫扶、結構性短缺的填補,讓“家門口的好學校”不斷涌現,使老百姓從“不能擇校”,變成“不需擇校”。

另一項配套改革是教育質量綜合評價體系。

“隨著生源的調整,好學校的定義會發生變化。我們希望能讓老百姓對學校"好與壞"的認識更理性客觀。”周小青說:“傳統觀念里的差學校,更多是因為生源不好。現在,生源平均了,我們對教育質量的評價也要更加科學。”

簡而言之,“多少學生考* A”并非唯一標準。“教育的本質,應該是看增量,是關注每一個學生的成長。站在同一起跑線上,一些學校可能彎道超車。”鄧智剛說。

“我相信,非要把孩子送進某所名校的家長未來會越來越少。更多的家長會認為,成長比成績更重要。”張輝說。

而在盧鴻鳴眼里,成效最明顯的改革之一是限制大班額——“最嚴招生令”要求,從201* 年開始,起始年級初中班額控制在* * 人以內,小學班額控制在* 0人以內。

這一年,長沙1200余所公辦小學和初中,起始年級沒有出現一個大班額。以長沙市實驗小學為例,過去每班平均* * 個學生,在“最嚴招生令”實施后,一直保持在* 2個學生左右。“老師對每個孩子的關注度更高了,這是最讓老百姓切實受益的。”盧鴻鳴說。

與此同時,對于即將到來的衍生變化,政策設計者們依然保持著高度敏銳。

在“公辦零擇校”的政策之下,長沙的民辦學校如雨后春筍一般冒了出來,其中一些學校迅速成為家長趨之若鶩的大熱門。

人們開始“擠”優質民辦,如何規范?

長沙市教育局將招生思路從“公辦不擇校,擇校到民辦”迅速調整為“公辦不擇校,民辦不擇優”,并對規范民辦學校自主招生的政策進行前期調研；民辦學校初中畢業生將不再享受對口直升高中政策；市教育局專門召集民辦學校負責人開會,簽訂了招生工作承諾書,下發了不與培訓機構掛鉤招生、不書面考試選拔學生、不提前組織招生面試等7條禁令。

走過201* 學年,“最嚴招生令”進入第二個年頭。

201* 招生季,改革平穩落地,推進堅決。正在進行的2017招生季,人們卻依然有著猜測與觀望:“說不定只有第一年嚴呢?今年會不會松一些?”

長沙以更堅決的姿態給予了回應:2017年將不折不扣、一以貫之推進“最嚴招生令”。用盧鴻鳴的話說,“沒有最嚴,只有更嚴”。